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，以时间的流驶，来洗涤旧迹，仅使留下淡红 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，又给人暂得偷生，维持着似人非人的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！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一九二六年
穷人的孩子，蓬头垢面在街上转，阔人的孩子，妖形妖势，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，转大了，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，同他们的父亲一样，或者还不如。《随感录二十五》一九一八年
中国大约太老了，社会上事无大小，都恶劣不堪，像一只黑色的染缸，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，都变成漆黑。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，也再没有别的路。我看 一切理想家，不是怀念『过去』，就是『希望将来』，而对于『现在』这一个题目，都缴了白卷，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。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『希望将来』的就 是。《两地书》一九二五年
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。做梦的人是幸福的；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，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。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九二三年
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，所以枪毙或坐监的。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，是先因为被人认为『可恶』，这才终于犯了罪。《可恶罪》
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，无论是古是今，是人是鬼，是《三填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，祖传丸散，秘制膏丹，全都踏倒他。《忽然想到》一九二五年
中国各处是壁，然而无形，像『鬼打墙』一般，使你随时能『碰』，能打这墙的，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，是胜利者。《碰壁之后》一九二五年
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，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，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，清重帖括而『且夫』『然则』。总而言之：那魂灵就有做官——行官势，摆官腔，打官话。《学界的三魂》一九二六年
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，就先该敢说，敢笑、敢哭、敢怒、敢骂、敢打，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。《忽然想到》一九二五年
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，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将更奋然而前行。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一九二六年
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，有权时无所不为，失势时即奴性十足。《谚语》一九三三年
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，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，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，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。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，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，像元朝和清朝一样。《报「奇哉所谓……》一九二五年
中国的文化，便是怎样的爱国者，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。《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》一九二九年
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，倘于社会无涉，才可以作为『废话』而存留。万一见效，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。《答有恒先生》一九二七年
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，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。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，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，兵和匪不相争，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，就是最便的证据，再露骨的地说，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，卑怯的人，即使有万丈怒火，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？《杂忆》一九二五年
其实，中国人并非没有『自知之明』的，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『自欺』，由此并想『欺人』。比如病人，患有浮肿，而讳疾忌医，但愿别人胡涂，误认他为肥胖。《立此存照》一九三六年
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，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。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，其残虐实不及中国。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，亦常有之，但皆秘不发表。不能受刑至死，就非卖友不可，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，游移者愈益堕落，长此以往，将使中国无一好人。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》一九三三年
最初的革命是排满，容易做到的，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，于是就不肯了。所以此后最紧的是改革国民性，否则，无论是专制，是共和，是甚么甚么，招牌虽换，货色照旧，全不行的《两地书．八》一九三二年
爱国之士又说，中国人是爱和平的。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，何以国内连年打仗？或者这话应该修正：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。《补白》一九二六年
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不可救药的民族中，一定有许多英雄，专向孩子们瞪眼。这些孱头们！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，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，并且想：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。《杂感》一九二五年
中国向来的历史上，凡一朝要完的时候，总是自己动手，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、物，都打扫干净，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。《致萧军．萧红》一九三五年
医术和虐刑，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。中国怪得很，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，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，但虐刑的方法，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。《病后杂谈》一九三四年
酷的教育，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，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，先前是大家就会嚷来的，现在只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。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，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，但正因为成了癞皮，所以又会踏残酷前进，这也是虎吏和暴吏所不及料，而即使料及，也还是毫无办法的。《偶成》一九三三年
觉得洋人势力，高于群华人，自己懂洋话，近洋人，所以也高于华人；但自己又系出黄帝，有古文明，深通华情，胜洋鬼子，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……《『题未定』草（一至三）》一九三五年
许多历史的教训，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。譬如吃东西吧，某种是毒物不能吃，我们好象全惯了，很平常了。不过，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，才知的。所以 我想，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，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？螃蟹有人吃，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，不过不好吃，所以后人不吃了，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。《今天的两种感想》一九三二年
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，一到了有钱，容易变成两种情形：一种是理想世界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，便成为人道主义；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，从前的遭遇，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，便流为个人主义。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。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一九二七年
自有历史以来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、奴隶、敲掠、刑辱、压迫下来的，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，也都身受过，每一考查，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。《病后杂谈之余》一九三四年
中国开一个运动会，每每为决赛而至于打架；日子早过去了，两面还仇恨。在社会上，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，甚么南北，甚么省道府县，弄得无可开支，个个满脸苦相。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，很有些怀疑，很觉得KB。《「一个青年的梦」译者序》一九一九年
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九二六年
在中国，尤其是在都市里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，或翻车捽摔伤的人，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，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。《经验》一九三三年
群众，尤其是中国的——永远是戏剧的看客。牺牲上场，如果显得慷慨，他们就看了悲壮剧；如果显得觳觫（hú sù即恐惧颤抖），他们就看了滑稽剧。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，仿佛颇为愉快，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，也不过如此。而况事后走不几步，他们并 这一点也就忘了。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九二六年
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；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；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？《这个与那个》一九二六年
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？每一新的事物进来，起初虽然排斥，但看到有些可靠，就自然会改变。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，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。《补白》一九二五年
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，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，所以即使显凶兽相，也还是卑怯的国民。这样下去，一定要完结的。我想，要中国得救，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，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，反过来一用就够了；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，对手如羊时就如羊！《忽然想到．七》一九二五年
中国人倘有权力，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「多数」作他护符的时候，多是凶残撗恣，宛然一个暴君，做事并不中庸；待到满口「中庸」时，乃是势力已失，早 非「中庸」不可的时候了。一则全败，则又「命运」来做话柄，纵为奴隶，处之泰然，但又无而不合于圣道。这些现象，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，无论有没有外敌。 要纠正这些，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。《通讯》一九二五年
中国人原是喜欢『抢先』的人民，上落电车，买火车票，寄挂号信，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。《为翻译辩护》一九三三年
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，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。《呐喊自序》一九一三年
愈是无聊赖，没出色的脚色，愈想长寿，想不朽，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，愈要占据别人的心，愈善于摆臭架子。《古书与白话》一九二六年
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，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。《忽然想到（五）》一九二五年
